第7章

我趁着还没人起床，飞快地把两条裤子卷成一团塞进洗脸盆里，倒了些洗衣粉，用冷水泡上，端着脸盆准备偷偷洗干净衣服。

就在这时，卫生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。

她的头发有些凌乱地披散在肩上，眼下带着淡淡的青色阴影，显然昨晚也没睡好。

她的脸色异常阴沉，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深深的“川”字。

那双原本总是闪烁着灵动光芒的眸子，此刻却像是被寒霜覆盖，透着一种让人心悸的冷漠与烦躁。

——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我手里那个脸盆上，落在了盆沿露出的一截湿透的、沾着白色痕迹的深蓝色内裤布料上，又落在我的脸上。

我张了张嘴。

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她的调笑了——按“正常”的李清月的反应，她应该会歪一歪头，嘴角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，丢过来一句“怎么啦，这么大了还尿床啊”，然后我会红着脸辩解说是“喝水洒的”，她会“哦——”地拉长声音，然后小声在耳边说“弟弟长大了呢”，留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脸红到脖子根。

但李清月又恢复以前高冷样子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她的目光在脸盆上停留了不到一秒钟，然后移开了。

她轻轻地、几乎不可察觉地侧了侧身，从我旁边绕了过去，走进卫生间，拿起自己的牙膏牙刷杯子，转身去厨房洗漱去了。

我端着脸盆，僵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我洗完那条内裤拧干了晾在竹竿上的时候，还在想——她为什么没说话？是没看清？是不好意思说？还是……方翠阿姨昨天晚上跟她说了什么？

吃早饭的时候，方翠阿姨照常给我夹了一筷子咸菜，照常说了一句“多吃点”。

李清月坐在我对面，照常吃，照常喝，照常和她妈妈聊了几句今天学校要交什么作业——但她一次也没有抬头看我。

不是故意低着头的“不看你”，而是我的存在仿佛变成了餐桌上一把多余的椅子——明明在那里，却不需要被目光确认。

我用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粥，忽然觉得这顿早饭的味道和前几天不太一样了。

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，但就是不一样了。

从那天开始，两个人之间那层薄薄的、温暖的东西就彻底碎了。

不是吵架，不是翻脸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标记“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”的戏剧性瞬间——只是一种安静的、不可逆的冷却。

放学的时候不再并肩走了。

李清月的教室在二楼，我的在一楼，以前她会在一楼楼梯口等我一起出校门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走出教学楼的时候，她的背影已经快走到校门口了。

我试着加快脚步追上去过几次，但追到的时候，我发现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了话可说，沉默地走完那条老街，比一个人走还要累人。

于是我就不再追了。

家里也不在一起写作业了。

以前晚饭后那张老书桌是我们共用的——她占左边，我占右边，台灯放在正中间，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偶尔她的手臂会碰到我的手臂，她会说一声“过去点”，我就会往右边挪一小截，过了一会儿又悄悄挪回来。

现在她吃完饭就把自己的书本收进房间，关上门，门缝底下漏出一道安静的黄色的光。

有时候我经过那扇门的时候会把脚步放慢一些，想听到里面有什么声音——什么也没有，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像秋夜的虫鸣，远远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

那扇曾经向我敞开的小小世界的大门，就那么无声无息地，自己关上了。

我在学校开始越来越混。

上课的时候我把课本竖起来挡在面前，躲在后面睡觉或者发呆；下课的时候我不愿意在教室里待着，就一个人跑到操场上，坐在双杠上面看天。

后来有人拉我去网吧，我就去了。

烟雾缭绕的小黑屋里，屏幕上的刀光剑影比现实世界里那些我搞不懂的事情简单多了——杀死怪物会掉装备，攒够了经验就能升级，一切都有清晰的规则和反馈。

不像人和人之间的事情，没有攻略，没有攻略书。

我的成绩本来就不好，这样一来更是直接滑到了谷底。

期中考试的卷子拿回家，奶奶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，没看懂上面的字母到底是在算什么档次，但她看懂了老师用红笔写的那行字——“建议家长关注学生学习态度”。

奶奶气得浑身发抖，抓起门后的拐杖就要打我。

我没有躲。

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奶奶的拐杖落在我背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第二下落在我的肩膀上，第三下落在我的胳膊上。

我咬着牙一声不吭，奶奶打了几下之后自己先哭了，拐杖“咣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她坐在椅子上用手背擦眼泪。

我站在那里，背上火辣辣地疼。

我不是不想学好。

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扇永远紧闭的房门，也不知道每天早上坐在我对面安安静静喝粥、却再也不肯抬起眼睛看我的那个女孩。

方翠阿姨试图调和过。

有一天晚上她买了一整个西瓜，切开用盘子装好，端到院子里，招呼我们两个来吃西瓜乘凉。

她挑了一些学校里的事来聊，又问我最近在练什么体育项目，气氛被她努力地维持在一个正常的、温热的刻度上。

李清月坐在竹椅上，吃了一块西瓜，用纸巾擦了擦手和嘴角，站起来说了句“我回屋写作业了”，就转身走了。

方翠阿姨看了看女儿的背影，又看了看我手里那块咬了两口就再也没动过的西瓜，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最后打破这个局面的，是我爸。

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，白伟华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夹克坐在客厅里——他没有出海，也没有去打麻将。

他坐在那里抽了两根烟，看着我从房间里出来倒水喝，叫住了我。

“宾宾，过来坐。”

我端着水杯走过去，在他对面的小板凳上坐下来。他又抽了一口烟，烟雾在他那张被海风吹得粗糙黝黑的脸上缭绕了几秒钟才散去。

“我听你奶奶说了。”他弹了弹烟灰，“学校那边……不想读？”

我没有说话。

“体校，你想不想去？”他没有等我回答，自顾自地往下说，“你小学的时候我就想送你去的。你那个体育老师也说你有天赋，练一练能出成绩。你奶奶舍不得，你自己那时候也不愿意去。”他把烟头摁灭在桌上的烟灰缸里，“现在呢？”

我低头看着自己手里那杯水的表面，水面上映着从窗外透进来的天光，微微晃动。我想了大概有五秒钟，然后说了一个字：“去。”

白伟华看了我一眼。他没有问“为什么”，没有问“你想清楚了没有”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：“好。我来办。”

那年我十三岁。

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让自己淹没在汗水里。

体校的训练强度远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大——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出早操，跑五公里热身，然后是铅球、铁饼、标枪的专项训练，下午还要跟着篮球队打对抗赛或者跟足球队跑折返跑。

每一天训练结束的时候，我的运动服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，拧得出汗水。

我的身体在这三个月里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——原本瘦削的肩膀开始变宽，手臂上开始出现一层薄而结实的肌肉线条，小腹上那层软软的赘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硬邦邦的、块垒分明的腹肌轮廓。

汗流得多了，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就少了。

训练完回到宿舍洗完澡，沾到枕头就能睡着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那些“她为什么不理我了”“我做错了什么”之类的问题。

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李清月了——也不是完全没想起，只是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，那些记忆像是被浸泡在很深的冷水里，模模糊糊的，触碰不到水面。

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。铅球训练场。

我站在投掷圈里，手里托着一颗沉甸甸的铅球，正把它抵在脖颈侧面，调整呼吸，准备蹬地转体发力——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
有人在操场边上喊我的名字。

“白宾——！白宾——！你快出来！你家里人打电话来了！你爸好像出事了！让你赶紧回去！”

我手里的铅球从指间滑落。“咚”的一声闷响落在地上，弹了两下，滚出去，差点砸到自己的脚背。我站在原地愣了两三秒钟，然后拔腿就跑。

从镇上到市里的医院，坐中巴车要一个小时。

那一个小时是我这辈子度过的最长的一个小时——中巴车在老旧的公路上颠簸着前进，窗外的田野和房屋一片一片地向后退去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我什么都没想。

我不敢想。

我在医院走廊里看到了奶奶。

奶奶坐在走廊的不锈钢排椅上，身上还穿着一件在家里干活时穿的深蓝色围裙，显然是接到消息之后就直接赶过来了，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来。

她整个人缩成一团，像一棵被风霜打蔫了的老白菜，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
她看到我跑过来的时候，嘴巴动了动，第一句话没有发出声音，第二句话才带着一种被压扁了的颤抖挤出来：“宾宾……你爸他……”

我没有等她说完，因为我看到了从病房里走出来的医生——医生手里拿着一沓检查报告，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很多次、但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见到的、叫做“我们尽力了”的东西。

急性肾衰竭。

病因是痛风药物长期过量累积导致的中毒性肾损伤。

我爸跑船的时候在船上胡吃海喝落下了痛风的病根，疼起来的时候一把一把地吃止痛药和降尿酸的药，从来不去医院检查，也从来不看药品说明书上的剂量。

那些药物在他的身体里日积月累地沉积下来，像慢慢堆积的泥沙，一点一点地堵塞了他的肾脏。

这次在船上发作的时候，他以为只是痛风又犯了，咬牙扛了两天，扛不住了才让人帮他打了电话。

船靠岸的时候被人抬下来的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双肾已经大面积坏死。

医生说，就这两天了。

我站在病房门口。

我看到白伟华躺在病床上，身上连着几根管子和电线，脸上戴着一个氧气面罩，面罩里随着呼吸的节奏一起一伏地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雾。

我的父亲——那个被海风吹得黝黑粗糙、嗓门大得像铜锣、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能把我拍个趔趄的男人——此刻缩小成了一团安静的、枯瘦的轮廓，白炽灯的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脸上的皱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清晰过。

我慢慢走进去，在病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来。

他的睫毛动了动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
他的目光花了几秒钟才聚焦在我脸上。

然后他的嘴角动了动——努力了一下——在氧气面罩下面挤出一个不成形的、扭曲的、但确确实实是一个笑容的弧度。

“宾宾啊……”他的声音闷在氧气面罩后面，像隔着一层厚玻璃传过来，“你来了啊。”

我张了张嘴。

我本想喊一声爸，但喉头像被一块浸透了水的毛巾堵住了，那两个字卡在喉咙里，上不去，下不来，化成了一串无声的颤抖。

我低下头，把脸埋在了病床边沿的白床单里，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。

窗外的夕阳正在沉下去，橘红色的光线透过病房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拖出一道长长的金色的光带，正好停在我爸的病床前，像一条通往某个地方的路。

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埋着头哭了多久，等我终于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夕阳的光已经从地板上消失了，窗外只剩下一片灰蓝色的、正在暗下来的天空。

父亲白伟华闭着眼睛在休息。他的呼吸依然在氧气面罩里微弱地起伏着，节奏缓慢而吃力，像一台老旧的水泵在艰难地运转。

我伸手帮他把被角掖好。

我的手背擦过他露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——粗糙的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好像永远嵌着一道洗不掉的黑色印记。

这只手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握着舵轮穿过风浪，曾经在我小时候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让我坐在他肩膀上逛庙会。

我握住了那只手。

那只手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。

但它还是回握了我一下。很轻的一下，像是蝴蝶落在花瓣上的那一点点重量。

然后松开了。